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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們不能因現實而放棄理想，但更不能因理想而扭曲現實。司法者的職業定位，一方面要以法理原則為引路星辰，但另一方面更需要立足於現實情境來查漏補缺
　　□廖奕
　　在現代社會，司法擔當著守護正義最後防線的法治重責。但司法的權威不能自我封賞，亦非外力賦予，其植根於職業行為的內生權能。對司法者而言，這種神秘的權能比任何權力或權威都更為重要。這種權能孕育、集聚、凝結、彌散於司法實踐全過程，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構成要素。在新一輪司法改革熱潮中，司法職業如何定位?這是一個事關權能提升和全局戰略的大問題。
　　從理想主義邏輯而言，作為裁判者的法官應當堅守法的精神，以合乎法理的倫理和論理完成案件的說理，讓同儕信服，給公眾交代。在司法過程中，法官必須是溫和的傾聽者，審慎的思考者，嚴格的解釋者，清晰的闡述者，以及最終的勝利者:沒有人可以隨便質疑司法，法槌一落，案結事了。
　　有鑒於此，司法者應當做到:第一，勝任:具備足夠的法律技能。第二，獨立:免受一切內外因素干擾，包括個體性的決策獨立和整體性的機制獨立。第三，中立:保持心靈開放，避免偏見影響；獨立是中立的前提，中立是獨立的深化。第四，整合:將司法決定置於社會公平正義的宏觀背景中，以最高的職業倫理為標準，自我評鑒、理性反思。
　　然而，在現實中，這種理想主義的標桿，幾人能夠達到?我們不能因現實而放棄理想，但更不能因理想而扭曲現實。司法者的職業定位，一方面要以法理原則為引路星辰，但另一方面更需要立足於現實情境來查漏補缺。
　　作為新時期司法職業的定位箴言:平等是前提，平衡是關鍵，平正是歸宿。
　　首先，就前提要求而言，作為裁判者，司法人員決不能有高高在上、捨我其誰的自負和自傲，必須具有基於平等原則的平常心。也許是過於崇拜西方影視劇中的那些大法官，當下中國的司法者多少有些“法律王侯”的自得感和優越心。如能將這種情感轉化為法律裁判的動能，倒也有益無害，但問題在於，許多人缺乏轉化，直接將其作為私隱的心理慰藉和特權表徵，滋生了各種形式的司法懈怠、武斷、官僚化與腐敗風氣。須知，作為中立的第三人，司法者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，尤其是在人民權力至高無上的國家，司法人員的服務職能與裁判職能是同出一脈的“活水”，都是為了源頭的大寫的“人”與“正義”!
　　其次，就專業素質而言，司法者必須在紛繁複雜的案件結構中，把握精確的“平衡感”。借助美國管理學大師埃德加·沙因教授的理論，司法者的角色類似於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的“過程顧問”。當司法者接到案件，作為幫助解決問題之人，其有三種選擇:一是作為提供信息、意見和服務的“專家”；二是成為負責診斷並開出藥方的“醫生”；三是專註於建立平等與信任關係、不斷進行人際互動的“過程顧問”。結合當下中國現實，我們不難發現，三種不同類型的司法行為模式並存:“專家”的優勢在於，以法律為精密計算的超級機器，彰顯程序把控力；“醫師”的特長在於，以法律為模糊處理的宏觀背景，強調化解矛盾、重整秩序；而“顧問”的使命在於，以法律為過程導向的動態框架，在法情理之間探尋著神奇的均衡，既要做到合乎法律的規範，也要兼顧法律的社會效果。與專家和醫生的角色不同，作為過程顧問的司法者，一開始就強調與當事人的平等、親密、相互信任關係。在這種司法職業定位中，專家居高臨下的知識權力和醫生面面俱到的療治承諾都沒有市場，有的只是“就事論事”的深層交流，對核心問題的準確切診，對關係恢復的積極引導。要讓普遍的法律公義落地生根，在諸多個案中化為可見可即的公平與公信，離不開這種強調“過程”和“均衡”的司法職業定位。歸根結底，司法裁判應成為一種傳遞診斷技巧，建設性介入，以使當事人有更強的力量自我改善的“賦權增能”過程。
　　面對法律糾紛，學院派專家可以做到紙面上的完美論證，但反覆推論得出的“科學結論”可能徒有虛言，於事無補。一樁關於離婚效力的案件，專家型法官似乎只需告訴原告，離婚手續合法，即可大筆一揮，即刻下判。但原告的委屈有誰知曉?該當何處訴說?原告只能陷入無窮的追悔，為了生二胎、購雙房，選擇“假離婚”，卻是弄假成真!而醫師型法官可能付出了海量心力，從瞭解案情到依法調處直至事後家訪，不斷反饋。如同新時期的免費保姆，他/她們如履薄冰，全程追蹤，生怕自己的一絲不慎，壞了大局，讓正義蒙塵。但他/她們很可能“好心辦錯事”，因為其包辦一切的姿態已讓當事人產生了全盤依賴心理。司法一旦陷入家庭瑣事的漩渦，任何細微的感情波瀾，都會成為法院裁決的對象——試問，有限的司法資源如何承受得了這般的“光榮”?當過分的依賴變成無條件的包攬時，法律家長主義的陰霾勢必蓋過公義的光輝。更可況，醫者即使都是妙手仁心，也有許多不能療治的病癥。
　　如果司法人員必須在“有為”和“無為”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，那麼，“過程顧問”的角色正好契合這種職業需求。就專業素質而言，法官必須富有專業技能，同時恪守專業倫理，尊重並遵循大眾化的常識及人情。例如，案件正式審理前，可以通過圓桌會談方式，增進各方相互瞭解和信任；案件審理過程中，也大可不必刻意製造緊張和拘謹，法官不妨來幾句“高雅大度上檔次”的玩笑，舒緩氣氛，營造諧和；圍繞判後的答疑與釋理，不妨提供更多的可行性方案和策略，拓展司法建議的功能，彰顯“恢復性司法”的功用。從始至終，法官都應是理性、中立、溫和、親善、可信任的伙伴和咨詢者，無論是面對國家、還是當事人與公眾，其言辭、舉動、主張、理由、文字都應浸潤對社會均衡的整體關切，富含對價值闡釋的專業靈敏。
　　最後，就行為規範而言，司法的根本價值在於公正，作為平等、平衡基礎上的總結性規訓，“平正”不可或缺。在漢語中，“平正”既可指儀容姿態，也可指品格美德，還可指調整過程。對司法者而言，端莊平易的舉止、公平正直的秉持、平衡矯正的程式——這些職業要求都重合聚焦於“平正”二字。對司法人員而言，“非淡泊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兼覆，非慈厚無以懷眾，非平正無以制斷”(《淮南子》)。沈鈞儒在1942年創辦的律師事務所冠名“平正”，也是寄予了對新中國、新司法的渴慕嚮往。對於當下司法改革而言，以“平正”為核心職業要求，建構系統的行為倫理規範，勢在必行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司法職業如何定位）